浙江队重回中超，首张罚单不期而至，因球员穿竞品鞋和队服印赞助商 logo 被通报批评
蛰伏5个赛季后重返中超的浙江队，近来经历了无数个“第一”——第一场比赛、第一个得分、第一个进球，一个又一个的足球新星正开创着浙江足球的一个新时代：“后宋卫平时代”。
然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一切朝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重返中超之后的第一笔罚款却不期而至，浙江足球人交了学费。
原因很简单，浙江队3号王荣出现在发布会上，穿的球鞋是中超装备赞助商耐克的竞争品牌，同时浙江队的训练服上印有球队主赞助商浙江能源和绿城中国的品牌标识，浙江足球俱乐部因此遭到中超公司的批评。
第一个竞品违规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作为中国顶级联赛的装备赞助商，李宁在CBA对竞品的管控比耐克在中超联赛要严格得多中超联赛赞助商，只要贴上竞争对手的品牌标识，就很容易被罚款上万元。所以在保护赞助商利益方面，第一个处罚虽然霸道，但也没什么好说的。
问题就出在第二点，浙江队方面表示，其胸前展示的“浙江能源、绿城中国”与本赛季中超联赛主赞助商并无业务重合，更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
浙江队的说法是，2019赛季收官赛后的庆祝活动违反了中超联赛的商业规定，因此受到处罚。
根据中超联赛规定，中国足协负责根据各俱乐部在中超联赛的表现，颁发各类奖项、制作冠军奖杯、冠军纪念杯，各俱乐部、各赛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中超联赛个别或部分赛事的成绩，不得在各赛区颁发奖品或赞助各类奖项。
恒大不仅举办了夺冠庆典，还在庆典花车上展示了自有品牌“恒大”的标识。原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变成了损害中超主赞助商利益的侵权行为。巧合的是，中超主赞助商正是广州恒大竞争对手上海上港的股东上汽集团。因此，“不谈条件，就跟你交易”也是情理之中。恒大被扣了50万元分红，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
不过相比于恒大拒绝接受处罚，浙江队虽然心里很委屈，但还是用胶带遮住了赞助商的logo，以符合中超联赛的规定，虽然看上去很可笑，但还是要遵守规定，改正错误，就像梯度一样。
不过，浙江媒体人却有不同看法。比如，跟随球队多年的记者徐毅就在微博上吐槽中超联赛的处罚——一个职业联赛如果没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就很难健康持续下去。这一政策让赞助商失去了展示自己的巨大舞台，外界甚至认为，这是对中国职业足球的毁灭性打击。
如果对俱乐部的限制过多，无疑会挫伤投资者和俱乐部的积极性，让本就举步维艰的职业联赛更难健康发展；如果管理过于严格，则会磨灭俱乐部和联赛的活力。
总之，现在中超的招商规则，都是建立在十几年前的商业环境上的，当时小编的看法和这位老师差不多，中超确实是时候换个玩法了。
当时的中超是集体投入、平均分红的“大锅饭”模式中超联赛赞助商，这种局面建立在牺牲大球市的基础上，以捆绑销售的方式运作，一方面维持了中超规模的稳定；另一方面将贫富差距缩小了至少1倍，在官方层面，差距不会太大（冠军和降级队每年的分红只相差300万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各个中超俱乐部，特别是小俱乐部价值的脆弱性。
当然中超联赛赞助商，当时北京、上海、广州的俱乐部抱怨颇多，抱怨最多的当属北京国安。按照北京火爆的足球市场，光是胸前广告就能卖上亿元，装备赞助拿到千万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足协和中超不透明的“大锅饭”规则下，俱乐部在品牌推广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足协和耐克的“胡萝卜加大棒”组合之下，国安的反抗落空，之后耐克推出的“专为国安设计”的球衣更是别有用心，更别提所谓的不公平了，大家沉浸在中超联赛每个赛季6000万的分红中。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疫情的到来，足协牺牲联赛豪赌世界杯，这颗毒药让原本跃跃欲试的赞助商们迅速离开，中超公司营收由原来的1/3跌至2/3，最终跌至去年中超的水平，球队的分红也只剩下100万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说，当地主有余粮的时候，金融赞助商被中超联赛的品牌价值、社会影响力和社交媒体曝光度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大球市场有着小球俱乐部不具备的地缘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输给越南、球迷骂、打女人、前途渺茫，中国足球的声誉一夜崩塌。此时，中国足球的价值属性被归零，地域情结开始发挥作用。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河南名酒松鹤大曲资金有限，厂里想赞助河南人民军，在省内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这样才能和宝丰酒业竞争。没钱和中超公司签订包揽赞助协议，成为三级赞助商，去支持省外球队。按照中超公司的态度，松鹤大曲无疑堵住了赞助河南嵩山龙门的大门。
就这么简单。疫情时代，全球足球俱乐部都过得挺艰难，大家都要想方设法赚钱。巴萨早早就开放诺坎普球场用于举办婚礼和典礼，每个赛季都能带来4000万欧元的收入；日本J联赛不仅在疫情期间放宽了中性名政策，还放宽了跨区运营，各级J联赛俱乐部都与社会组织签订了赞助协议，大到航空公司、跨国公司，小到办公用品、计生用品。虽然球队的训练服上贴满了极其低俗的广告，但球队还能生存下来，足球也能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中超公司没有赚钱能力，也让俱乐部无法“自谋生路”。我觉得，哪怕在足球市场不大的情况下，中超巅峰时期拿不到6000万的赞助单，但能拿到一个也是不错的，几百万的赞助，绰绰有余。
足协的“中性名政策”禁止企业冠名，让不少投资者望而却步；中超联赛也不再允许“慈善家”募资。要知道，地域情怀是中超联赛仅存的精神食粮，如果政府不接手，投资者就是拖欠工资的赖账者，如果连本土企业家为家乡做点什么的诉求都被拒绝，中国足球还怎么生存，更别说发展了？
无冠名，无赞助，0收入却用爱发电，继续欠薪，继续拖欠！
其实，如今足球经理人的通病就是屁股领先于脑袋。以中超联赛为例，作为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的运营和管理者，每轮比赛的最佳球员评选，并没有采用正规数据公司的数据，数据说话，也不允许业内人士参与评选，而是由球迷投票决定。
于是我们看到了如此搞笑的一幕，中超联赛首轮最佳球员不是上演帽子戏法带领球队三球大胜的谭龙，而是梅开二度带领球队打平的林良铭。这两次进球，就是林良铭打进的。这简单的“认号”环节，彰显了中超联赛管理者的智商。这一切，和中国民间儿童足球比赛“靠点赞夺冠”的荒唐行为，有何区别？
这还不是中超最让人恼火的操作，听说中超公司很在乎赞助商的权益？所以在腾讯以三年2.4亿的“天价”收购中超联赛线上版权后，中超公司官方在抖音上偷偷发了一条短视频，在上开通了“中超联赛抖音官方账号”。
抖音没花一分钱，却从官方手里拿到了三年2.4亿的同等权益。这个操作对赞助商有伤害，对浙江能源和绿城中国没伤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衡量伤害的严重程度。
但到最后被批判的只有浙江队，让中国足球陷入恶性循环的人，还在“批判”别人、签罚单。
我爱中国足球，我怕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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