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球队队名 足协推行俱乐部名称中性化，CBA 却为何不断更名？

概括

中超联赛严格推行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与此同时cba球队队名，CBA俱乐部仍在不断更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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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罗振年

这边，足协刚发布关于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通知cba球队队名，态度坚决，补救动作犀利；不到一周，CBA的一家俱乐部就将名称改为赞助商名称。太阳东边落，雨水西边落，很有意思。

上周一，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公布了2021-2023赛季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承诺指标，要求每家中超俱乐部单财年总支出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一线队国内球员单赛季个人工资不超过税前500万元人民币，外籍球员单赛季个人工资不超过税前300万欧元。

同时印发《关于各级俱乐部非企业名称变更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了俱乐部名称变更的标准、要求和变更程序，要求中超、中甲、中乙联赛所有俱乐部在2021赛季开始前完成非企业名称变更工作。

上周日，CBA官方宣布同意青岛国信海天俱乐部更名为青岛国信海天老鹰俱乐部青岛每日优鲜篮球队，简称青岛每日优鲜，并在CBA常规赛第20轮对阵北京首钢的比赛中正式启用“青岛每日优鲜”这个名字。

联赛准入制度改革、调整费及工资帽设置、转会规则调整……为提高联赛竞争力，保持联赛健康有序发展，足协、篮协从底层逻辑到顶层设计都亲自参与。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中国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上的前景堪忧，男篮或无缘东京奥运会。

糟糕的成绩，迫使足球、篮球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和决心。“我们还未觉醒吗？我们的良心已经死了吗？我们还要继续生活在这样的足球环境中吗？”足协主席陈戌源用三个问题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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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俱乐部名称需要中性

山东宝源、山东金斯顿、山东黄金、山东高速、山东希望，山东男篮自成立以来已经7次更名，而这并不是孤例。自CBA联赛元年起，几乎在新赛季开始前，就出现了一波更名潮，成为CBA联赛一道独特的风景。就连球队球迷也难以适应俱乐部频繁更名，转而用山东队、广东队等地名来指代球队。

职业足球也不例外，以本赛季中超升降级附加赛为例，随队出征的浙江绿城球迷喊的不是“绿城加油”，而是“浙江队加油”，俱乐部名字也只是徒有虚名。

从商业角度看，冠名权是俱乐部的无形资产，出售或改名都无可厚非。从短期看，出售冠名权固然可以吸引投资，解决俱乐部燃眉之急的商业需求；但在频繁的队名更替中，俱乐部的文化遭到极大消耗，球迷难以产生归属感，而球迷的支持与忠诚恰恰是俱乐部最核心的文化资产之一。从长远看，频繁改名更像是饮鸩止渴，损害了俱乐部的文化品牌。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足协发布了《关于各级联赛俱乐部非企业名称变更实施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发布前，申花、建业、国安、绿城、泰达五家球迷俱乐部就曾发布联合声明“抛弃传统就等于斩断精神生命线！”，反对足协一刀切的中性名，认为存在20多年、甲A、甲B时代传承下来的俱乐部名，可以根据球迷意愿允许保留。但足协对改革不为所动，改革态度坚定。

“很多媒体和球迷对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存在疑虑，这有利于俱乐部长久以来足球文化的传承，避免因投资方变更而频繁改名，我们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有利于培养长期稳定的球迷群体。三是有利于俱乐部投资多元化，引导更多资本、多方入股俱乐部。”陈戌源对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改革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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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足球文化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俱乐部改名从来都不是小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本队球迷的不满。2012年，卡迪夫城老板陈志远为了拓展亚洲市场，擅自将球队传统的蓝色球衣改为红色球衣，并将队徽上的蓝鸟改为红龙，理由是蓝色在亚洲代表着厄运。此举遭到卡迪夫城球迷组织的强烈抵制，导致大批死忠球迷离队。卡迪夫城前队长甚至直言，自己出卖了球队的灵魂。迫于压力，2015年，陈志远恢复了球队主色蓝色和蓝燕队徽。几经辗转后，陈志远坦言，“改变球队主色是一个错误，我不会再试图改变俱乐部的颜色。”

相比中国，欧洲足球的社区球迷文化尤为浓厚，祖孙三代都是同一支球队球迷的案例不胜枚举，代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将球迷与俱乐部紧密联系在一起。疫情期间，德甲球队柏林联合遭遇经济危机，球迷们主动通过购买俱乐部虚拟餐饮服务的方式，为球队提供资金支持。浓厚的足球文化将俱乐部和球迷紧紧绑在了一起。在德国，球迷们甚至将俱乐部视为“私有财产”，坚守“50+1”政策，严防资本炒作。无论球队成绩如何，球迷们都会始终坚守，同甘共苦。

对此，推动俱乐部名称中性化，是培育社区球迷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固定球队名称，逐渐建立球迷的归属感和足球文化氛围，符合足球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此前禁止球队跨地区迁移的目的一脉相承。一个名称中性的俱乐部更容易在球迷心中生根发芽、长存。

距离提交中性更名申请的截止日期越来越近，据悉，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仍将以“亚泰”名义提出申请，俱乐部与足协的交涉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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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竞赛

“做是错的，不做也是错的。”近年来，受足球、篮球成绩不佳的困扰，足协、篮协出台的任何改革政策，几乎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饱受诟病。在恶劣的媒体环境下，不作为或作为都成了犯罪。

近年来，俱乐部名称中性化问题一直被讨论，但一直没有定论，直到今年足协才下定决心改革，其态度之坚决、力度之强是史无前例的，归根结底还是俱乐部承受不了了。

广州恒大的金融风暴，把国内所有职业俱乐部都推上了烧钱的列车。中超球员身价严重膨胀，溢价合同遍地，投入不断攀升，收入入不敷出，已逐渐成为中超健康发展的痼疾。军备竞赛中，俱乐部被迫前行，即便在亏损中也不能停止烧钱。与此同时，黑合同、签字费等花样翻新，不断刺激着“金融时代”的疯狂。

恒大老板许家印

数据显示，历赛季中超俱乐部在冬季转会窗的投入令人咋舌。2016年冬季转会窗，中超俱乐部投入超过3亿欧元；2017年热情稍低但也达到2.33亿欧元；2018年、2019年冬季转会窗，投入分别为2.63亿欧元、2.18亿欧元。受疫情、“工资帽”“调解费”等政策影响，2020赛季冬季转会窗格外“寒冷”，中超俱乐部总投入大幅下滑至仅约2800万欧元，为近9年来最低，仅高于2011年同期的2429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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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泡沫已成为集体共识

动辄数亿元的投入，让俱乐部背后的投资人苦不堪言。足协公布的调查显示，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收入6.86亿元，平均支出11.26亿元，平均亏损4.4亿元。球员薪水的上涨是俱乐部运营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中超联赛球员平均年薪为853万元，球员薪水占俱乐部运营成本的68%，这一比例超过了英超。

建业老板胡葆森曾透露，仅让球队留在联赛就需要花费7到8亿，如果想在中超有所作为，这个数字还要翻一番。在金钱足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甲球队不愿意升级。“升中超”的资格，似乎成了烫手山芋。就像孔融将梨花带叶，浙江绿城总是在升中超的关键时刻“哑火”，“遗憾”无缘资格。直到今年，背后的投资集团换成了实力更雄厚的浙江能源集团，绿城才全力以赴地争取升中超。资本雄厚的绿城集团被中超吓得魂不守舍，中超烧钱的速度可想而知。

建业老板胡葆森

疫情成为破除中超联赛泡沫的强大助推器。受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冲击，今年上半年国内各级联赛直接有17家俱乐部被迫解散。国内职业俱乐部普遍缺乏自造血能力，在长期巨额亏损的重压下，大量投资方退出，维持运营的职业俱乐部也无力挥动金元这根巨棒。

以刚刚夺得中超冠军的江苏苏宁为例，其背后的苏宁易购集团今年上半年营收1182亿元，同比下降12.78%，净亏损1.6亿元，投资者主营业务陷入困境，无力坚持下去。

“包括恒大的许家印、万达的王健林、苏宁的张近东、建业的胡葆森、中和的周金辉等投资者，都明确表态支持工资帽。”陈戌源说，几位核心投资者纷纷点头，其余投资者自然也松了口气。

在此趋势下，设置“工资帽”、制定俱乐部财务承担指标成为理所当然。“纵观世界各大职业足球联赛，控制足球俱乐部运营成本，让俱乐部走上自负盈亏、良性循环的轨道，已成为共识。金钱驱动足球，正在侵蚀健康足球的躯体。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J联赛的3倍多、K联赛的10倍以上，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陈戌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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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往左cba球队队名，CBA往右

姚明，篮球协会主席

与中超联赛类似，由于CBA俱乐部投入力度加大，大部分球队都处于严重亏损状态。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后，一直致力于通过“工资帽”控制投入，防止CBA陷入恶性循环，损害联盟健康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中超和CBA的商业价值都在下滑。上一轮版权周期，中超5年版权价格为80亿元。此次续约后，新协议期限调整为10年，总价格上涨至110亿元。也就是说，接下来的5年，中超版权只值30亿元，商业价值大幅下降。

CBA也面临这样的困境。2012年，李宁以5年20亿元的天价击败安踏，获得CBA的球衣、球鞋、比赛用球的赞助权。尴尬的是，合同到期后，CBA遭遇赞助商危机，安踏、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赞助商纷纷退却。在姚明亲自看望李宁后，2017年，李宁终于与CBA达成5年约10亿元的灵活续约协议。不仅赞助费减半，李宁还坚持“继续保证其在联赛中独有的权利”的要求。

随着政策红利退去，资本市场趋于冷静，球员实力的下滑、联赛观赏性不足、裁判问题频发等问题，让联赛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受损，或者说，让联赛的商业价值回归现实。联赛商业价值的下滑，直接影响到了俱乐部的收入，迅速膨胀的球员巨额薪资，成为俱乐部运营的重要负担。

2019年篮球世界杯失利后，篮协借机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涉及国内球员工资帽、外援政策、青训准入等。设立“工资帽”的意义，就是给俱乐部松绑，给俱乐部留一些喘息空间。

面临几乎同样的困境，中超联赛正大力推进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但CBA球队仍在不断更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CBA的职业化水平远不及中超联赛，市场化运作能力更是不足。

中超联赛早已实现“管办分离”，俱乐部所有权早已分割，但CBA联赛本身仍是篮协作为大股东的公司，CBA公司只具备部分职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球员自由转会问题。

“篮球还是体制内比较多，比如辽篮包括郭士强几个人都是跟辽宁体育局有合同的。俱乐部运营也是一样，体制内的费用自然不多，各个俱乐部需要自负盈亏，中超至少比CBA有更强的市场能力。”八爪皇总经理李明对《互联网+体育》表示。因此，CBA俱乐部实施名称中和化难度更大。

不管怎样，中超和篮协都已经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前进的道路是否正确，只有市场和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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